齐鲁牵手岭南演绎汉风遗韵

发布时间:2020年07月16日 12:10:00  来源:北京日报

原标题:齐鲁牵手岭南演绎汉风遗韵

史载,汉武帝统一南越后,凭借海路拓宽海外贸易规模,兴起了海上交易之路,一条以徐闻港、合浦港等港口为起点的“海上丝绸之路”成就了世界性的贸易网络。有趣的是,在这条史诗级的海路上,原本相隔甚远的山东与岭南都是重要节点,人们不禁好奇:汉代的山东与岭南,这对小伙伴彼时之间是如何往来呢?西汉南越王博物馆近期线上、线下同步推出的特展“齐鲁汉风”可以揭晓答案。

据传,汉武帝曾7次东巡海上,大力开发海洋交通。展览中一件魏家庄汉墓出土的鹤踏龟背铜博山炉,描绘了一只仙鹤立在龟背上的形象,造型精巧别致。在古代传说中,蓬莱、瀛洲等仙山由巨龟背负着在海上漂浮,仙鹤则是仙山上常见的灵物。这些都体现了汉代时期山东开放的海洋文化。而海洋文化的交流互通,往往比陆上交流更为便捷、多元。

354件精品文物里,一件出自山东的裂瓣纹银豆,便与广州西汉南越王博物馆出土的银盒造型极为相似。这类裂瓣纹银盒或银豆,通常与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传播有关(裂瓣纹又称蒜头纹、花瓣纹,是西亚传入的纹饰)。从造型和材质等方面评估,这两件银器很可能是同一批货,从海外输入中国之后被分销到不同的地区,且都成了王室珍藏。至于豆与盒的不同造型、盖钮和器座的加装,大约是因为根据山东、岭南两地的民俗特色和使用者需求,进行了本地化加工。

岭南与山东,虽然相距千里,但在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中都居于重要的地位。通过展品比对鉴赏,也有助于加深理解中华“大一统”历史进程。

就拿玉器来说,先秦时期,组玉佩是人们最重视的佩饰,其长度是贵族地位尊卑的象征,身份越高,组玉佩越长,行走时步子也越小,时人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显示出贵族的风度。到了汉代,已不讲求大贵族必须小步慢行的周礼,因此,虽然山东许多大墓中的玉器出土不少,但组玉佩并不多,而南越王墓在这方面颇具战国余风,出土了不少精致的组玉佩。又如济南汉墓主人面部盖有玉片制成的玉覆面、枕虎首玉枕,对比南越王赵眜的丝缕玉衣,就能摸清汉代丧葬习俗的很多重要细节,以及玉葬文化一脉传承的多个方面。

镶宝石铜带钩(山东博物馆藏)

最具特色的葬玉器物是“玉覆面”,最早出现于西周,用各种玉料对应人的五官及面部其他特征制成饰片,缀饰于纺织品上,用于殓葬时覆盖在死者面部,以示尊崇,后人称为“玉葬”。展览中的“玉覆面”与众不同之处便是它的做工——全面玉片没有一处打孔,据研究员推断,该玉覆面可能是通过缠绕缝缀,或使用黏合剂粘到织物上,这大概是墓主人有所忌讳,可能是怕灵魂从孔中逃走。

“玉覆面”的升级迭代品则是南越王博物馆的“丝缕玉衣”。汉代,玉衣成了皇帝和贵族的专用敛服,汉代文献称为“玉匣”。《后汉书·礼仪志》记载:皇帝使用金缕玉衣,诸侯、第一代列侯、贵人、公主使用银缕玉衣。但在西汉时期,玉衣的等级制度还没形成,如中山靖王墓出土的刘胜与窦绾的玉衣,就是金缕玉衣。这时候古人可能只重视玉,至于缕线所用材质,并不看重。作为地处岭南的南越国,与西汉中央若即若离,在制度上效仿西汉,又不经意间保持距离,显示南越国与西汉的非君非臣关系。

除了海上航道,汉代山东的商贸和文化交流主要靠陆上丝绸之路。秦汉时期的陆上丝绸之路如火如荼地开展,以华夏为中心点向各民族各区域拓展。其中,与华夏进行商贸交流密切的有安息国,为当时西亚地区最强大的国家。

《史记·大宛列传》载,安息“其属小大数百城,地方数千里,最为大国”。在公元前115年以前,汉与安息之间尚未建立正式的官方关系,但民间的商贸往来、物资流转应该存在。《大宛列传》记:“初,汉使至安息,安息王令将二万骑迎于东界。东界去王都千里,行比至,过数十城,人民相属甚多。”从出土文物看,与安息的来往不晚于公元前3世纪后期。这不仅有青州西辛出土的安息银器,还有山东临淄商王村1号战国晚期墓出土的铜蒜头壶作为佐证。

鎏金铜熏炉(齐文化博物院藏)

蒜头壶作为秦文化的代表性器物,始于战国晚期、流行于秦至西汉晚期,以壶口造型似蒜瓣得名。据称,壶口蒜瓣式凸起采用锤揲工艺,该工艺在公元前2000多年的西亚及中东地区出现并臻至成熟。在从西亚到中原的流播过程中,蒜头壶的圈足逐渐变高,腹部逐渐变扁,纹饰也逐渐中原化,加入了许多新颖的形式。西汉中期以后,蒜头壶逐渐消失。但作为一种文化的特有器物,蒜头壶是断定秦人墓葬以及秦汉墓葬分期的一个重要依据。

蒜头壶很常见,展览中一件山东临淄商王村1号墓出土的铜蒜头壶,却甚为特别。其器口处铸出一圈交错凸瓣纹,与通常所见仅饰以一圈“蒜瓣”的做法大相径庭。其壶口“蒜头”形纹饰似不是锤揲所制,更像是铸成,因为“蒜头”形的瓣瓣凸起,瓣之间的交错衔接,更像用模具铸造。另外壶身鎏金,辅首装饰这样的工艺更接近于“中国制造”。

外来文明的输入不仅体现在蒜头壶上,还体现于展览中的马具金银器上的鸟兽图案、鎏金虎头饰件等,这些在中原地区各时期主体纹饰里属于罕见题材,鸟兽与虎头的造型与北方草原乃至中亚地区的个别图案相似,鸟兽与虎头分别与鹰隼和玄熊对应,疑为与西亚、欧洲工艺文明传入中土有关。

汉 鹤踏龟背铜博山炉(济南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开放的海洋文化、厚重的陆地文明,中西文化的融会贯通造就了汉代齐鲁文化的大气磅礴、气象升腾。历史虽远去,但至今让人念念不忘的艺术珍品,其细微之处正彰显“中国制造”的世界地位和无穷魅力。(戴华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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