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书评】沿着费孝通的思想前行
《破土而出：流动社会的田野呈现》麻国庆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费孝通是中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他早年所著的社会学经典作品如《乡土中国》《生育制度》《江村经济》等，已成为社会学界甚至大众必读的经典名著，而他所提出的乡土社会、差序格局、熟人社会等概念，更成为人们看待、分析乡村社会的基础。今年是费孝通诞辰110周年，坊间有很多纪念活动，但不论是学术界的研讨会还是媒体的纪念文章，大多都还围绕着费孝通早年有关乡土中国的论述，对于费孝通中年乃至晚年更重要思想资源的回顾和反思，所占的比重比较低。
回顾费孝通一生经历以及各阶段的思想贡献，我觉得大致可以分为早中晚三期：早期致力于使用社会结构发掘传统乡村运行的机制；中期开始关注处于边缘的少数民族群体和社会；晚年则开始思考处在经济转型之下，步入全球化的中国该如何发展市场经济，中国文化如何与世界不同的文化进行交流。可以说，费孝通一生的理论变化，是按照回顾过去、立足当下、展望未来的路径进行的。因此，对其研究，不应仅仅停留于早年的理论，更要放眼未来，沿着他所指明的方向不断前行，揭示中国当下的问题，为中国未来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建议。
现任中山大学教授、著名人类学家麻国庆的新著《破土而出：流动社会的田野呈现》，就让我们有机会看到费孝通后期思想对当下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重要价值。这本书中既有麻国庆对费孝通思想的阐发，同时也有麻国庆本人对中国人类学该往何处去的建言。
在第一部分“文化自觉与全球社会”中，麻国庆主要介绍了费孝通晚年的重要思想。麻国庆是费孝通晚年的学生之一，他至今还记得1991年刚到北京大学师从费孝通攻读博士时的场景。当时，费孝通带他与邱泽奇赴武陵山区做苗族和土家族的调查。一上火车，费孝通就对他们说，今天先给你们上第一节课。费孝通用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给他们讲了他研究中国社会的两篇文章的基本思路以及此次赴武陵山区的计划和思路。最后，又把思路引向苏联和东欧的解体以及美国的种族主义问题上来。
费孝通拥有社会学家特有的敏锐，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他不断奔走在全国各地进行实地田野调查。他曾总结说，自己的一生经历了中国的“三级跳”，即从农业社会跳到工业社会，再从工业社会跳到信息社会。麻国庆认为，费孝通的“三级跳”是他给处于现代信息社会的中国社会做的定位，并折射出这种技术进步与社会文化结构的关系。
费孝通对中国社会的思考一直是文化性的，一直将中国文化放置于世界文化中进行思考。早在1947年，费孝通就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一次演讲中，讲述了《中国社会变迁中的文化症结》。因此，当费孝通晚年看到中国经济和工业飞速发展，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交流不断增多，而世界各国之间因文化和宗教不同所产生的冲突，他自然想到人类的心态秩序问题。于是他提出，在不同文化价值观念的背后，隐藏着一种能够在不同文化之间互相调节、认可接受的价值体系，用来建立共同的心态秩序。他认为，这个共同秩序就是儒家思想中的“和而不同“。他曾在采访中说，“如今天下巨变，全世界都捆在一起了。文化上却是各美其美，不适应进一步发展下去的需要”。于是，他后来提出了“美人之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美好社会”标准。麻国庆认为，这是费孝通晚年的大智慧，在某种意义上，他已经从一位“从实求知”的以田野经验为基础的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学家，上升为超越所处时代、关注未来、具有普遍人类关怀的哲学家。这或许是费孝通留下的最重要的遗产。
在该书后面三个部分中，麻国庆主要收录了他为当下许多人类学著作所写的序言。可以说，从麻国庆的众多序言中，可以看到中国人类学如何沿着费孝通的思想遗产不断前行，以及在未来究竟该向何处去。如麻国庆在介绍关于广东凤凰村、孙村、桥村的几本研究著作时，追溯了传统家族主义及其在当代的变化，以及乡村的宗族社会、宗教信仰对当下社会的影响，并以此来回应费孝通所提出的文化延续性。从这几篇序中可以看到，一般人所认为的在现代化冲击之下中国传统信仰已经丧失殆尽并非事实，在中国乡村社会的最底层，仍旧存在着“惯性”。
在介绍代耕农、重庆“棒棒”的相关研究中，麻国庆也看到了费孝通所提出的“小城镇、大问题”“小商品、大市场”的发展模式对中国社会长效发展的影响。同时，从这几部研究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不同区域的农民，为何会形成“离土不离乡”“离土又离乡”的特点。
此外，麻国庆也介绍了当代人类学者对少数民族的相关研究。麻国庆的硕士论文曾做过土默特蒙古族从游牧到农耕的转变过程，博士期间又研究过“草原生态与人文因素”，因此对于费孝通所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如何实现多民族之间的和谐发展的论述有深入的体会。麻国庆在介绍瑶族、蒙古族的著作序言中，依据不同民族所经历的历史和生活环境，提出了针对不同民族未来发展的方向。
这本书名为《破土而出》，正如麻国庆在书中所说，这个“土”包括农耕之土、山地之土、游牧之土，也包括海外之土。在全书的最后，麻国庆希望，未来中国可以形成“跨界的人类学”，既要对中国本土进行研究，同时也要走出国门，从中国的文化眼光出发，研究不同国家的社会和人群，吸取“他者”的经验。这既符合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发展的需要，也是一个大国担负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