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标题:屈原是不是《离骚》的作者?
▌林屋公子
自古以来,《诗经》与《楚辞》就被誉为中国古典诗歌的最高典范,而屈原名篇《离骚》则是公认的楚辞代表作,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便曾评价道:“不有屈原,岂见《离骚》;惊才风逸,壮志烟高。”
然而,不为人所熟知的是,近现代学术史上曾有过一次关于《离骚》作者是否为屈原的辩论,时间延续数十年,胡适、郭沫若、杨树达等大家均参与了此次论争。其中,何天行曾出版专著《楚辞作于汉代考》,论证《离骚》是西汉淮南王刘安的著作,而书中比较明确的证据是东汉荀悦《前汉纪》提到,汉武帝下诏命刘安作《离骚赋》,早上接受诏书,到早饭时就献上文章了。
那么《离骚》的作者究竟是谁?屈原究竟是不是最早的楚辞作者?其实,不论如何进行逻辑推论,关于文献归属的讨论,最可靠的实物证据,便是出土简牍。因此,这一切的答案,还要从出土竹简中寻找。
明刻本王逸注、陈深批点《楚辞章句·离骚》
明刻本《楚辞》中收录的刘安《招隐士》注解
两片楚辞残简解开谜团
1977年,在安徽阜阳双古堆汉墓出土了一批竹简,不幸的是,这批竹简出土时严重损毁,它们不仅散乱扭曲、腐朽碳化,而且纤维质也已经溶解粘连。万幸的是,其中居然发现两片《楚辞》的残简。
其中一片残简写着“寅吾以降”四个字,这四个字明显就出自《离骚》的“惟庚寅吾以降”一句,这正是作者自我介绍,自己生于庚寅这一天;而另外一片残简写着“不进旑奄回”五个字,这五个字应当出自《九章·涉江》的“船容与而不进兮,淹回水而凝滞”一句,作者说的是自己行船迟缓而不前进,而遇到漩涡就更停滞不前。不同的是传世文献的“兮”在简文中作“旑”,“淹”在竹简中作“奄”,这实际上都是楚地方言的读音。
虽然这片《离骚》《涉江》残简只留下只言片语,但它却是真正的“一字千金”,因为它不仅是最早发现能与传世本《楚辞》内容对应上的竹简,也是目前唯一发现的能与传世本《楚辞》内容对应上的竹简。
那么,这位双古堆汉墓的墓主人是谁呢?
双古堆汉墓出土了一批漆器、铜器,上有“女阴侯”的铭文,另外还出土了“女阴家丞”的封泥,以及刻有“元年”“四年”“九年”“十一年”铭文的漆器。根据《汉书》记载,阜阳地区在西汉时期为汝(女)阴侯国,第一任汝阴侯正是汉初开国功臣、太仆夏侯婴。之后夏侯婴之子夏侯灶、夏侯灶之子夏侯赐先后继承汝阴侯,至夏侯赐之子夏侯颇时,畏罪自杀被取消封国。看来,墓主就是汉初的某位汝阴侯。
从铭文上年代最长的“十一年”看,墓主经历的皇帝存在十一年的纪年,而汉初只有汉文帝有前元十六年,其他皇帝均没有超过八年,所以墓主应该是文帝十一年时在位。对照《汉书》,夏侯灶于文帝九年即位,文帝十五年去世,那么墓主正是夏侯灶。而这两片楚辞的残简,内容至迟在文帝时期就有了。所以,《离骚》就决计不是汉武帝命刘安所作的了,出土竹简完全支持《离骚》《九章》等篇章作于汉武帝之前,不能动摇屈原的著作权地位。
那么,《前汉纪》为何会有这样的记录呢?其实,在《汉书》中也有类似记录,说的是汉武帝命刘安作《离骚传》。清人王念孙《读书杂志》指出,“离骚传”的“传”字是“傅(赋)”之误,但这个“《离骚赋》”也不是《离骚》本身,而是刘安概括《离骚》的要旨而作出的赋。也有人认为“离骚传”的“传”字无误,是刘安作解说《离骚》大意的文章。总之,古人并不认为《离骚》是刘安的作品,也不怀疑《离骚》是屈原所作。
美男子宋玉与他的老对手
不过,在阜阳汉简出土之前,就已经有楚辞类汉简发现,这就是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唐勒赋》。
《唐勒赋》记录了唐勒、宋玉两个人与楚襄王的对话。因为《唐勒赋》是残篇,因此关于这篇楚辞作品的作者尚有争议。从篇名来看,作者似乎应是唐勒,而李学勤先生认为,从行文逻辑来看,《唐勒赋》的作者应当是宋玉,篇名或许叫《御赋》更为妥当。
唐勒和宋玉是什么人呢?《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说,屈原去世后,楚国有宋玉、唐勒、景差等人,都以擅长辞赋著称,都能模仿屈原的从容表达,但却不敢像屈原一样直言纳谏。《汉书·艺文志》著录了《唐勒赋》四篇和《宋玉赋》十六篇。其中宋玉的名气比较大,除了《楚辞》中的《九辨》外,他还有《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等著名赋体作品,而唐勒的作品传世仅有《水经注》所引其《奏土论》中的一段。
唐代《古文苑》中收录了宋玉的《大言赋》《小言赋》和《讽赋》。其中《大言赋》《小言赋》行文都是说唐勒、景差、宋玉三人先后在楚襄王面前作赋,而最后都以宋玉胜出。有学者怀疑这三篇都是后人伪托,但将《唐勒赋》对比来看,其行文逻辑是一致的。可以看出,唐勒与宋玉似乎是“老对手”了。更有趣的是,《讽赋》说到,唐勒对宋玉非常不满,趁他休假时对襄王中伤宋玉“身体容冶,口多微词”(虽然美貌但口多怨言),最后当然是宋玉自己辟谣。不过,宋玉也因此被流传为古代著名美男子。
《唐勒赋》中,唐勒先对楚襄王阐述驾驭马车的道理,其内容大约是说造父驭马的神技,其中诀窍就是使马安心下来,自由驰骋,而不要对其鞭策呵斥,这样才能轻车乐进。根据《史记·赵世家》,造父是周代赵国的先祖,担任为驾车周穆王的御戎,曾经为穆王驾车去见西王母。东方的徐偃王趁机造反,造父又驾驶千里马,搭乘穆王返回并大败徐偃王。造父因此也被封在赵地。
战国诸子喜欢用驭马来比喻治国之道,造父自然是一位被经常提及的人物,但都根据他们的思想而对造父的史料进行了剪裁。比如《荀子》记载,帝舜擅长治民,而造父擅长治马,他们的诀窍就在于不耗尽民力和马力,所以才不会失去民众和马匹,这是儒家提倡爱惜民力;而在《韩非子》中,也多次以造父驭马之术比喻君主驾驭臣民之术,认为国家好比君主的车,权势好比君主的马,君主需要依靠技术才能驾驭,这是法家主张统治术的思想。
而在刘安集结宾客所编著的《淮南子·览冥训》中,也提到了“造父、王良之御”,其中不少字句就与《唐勒赋》非常相似。银雀山汉墓墓主生活的时代大约与刘安同时,而《唐勒赋》在此之前就已经流传。可见,《淮南子》应该对《唐勒赋》的思想内容有部分借鉴。这也可以佐证,刘安虽然不是《离骚》等篇章的作者,但对楚辞发展起到了继承发扬的作用。历史记载其本人确实也创作了不少辞赋作品。
比屈原更早的楚辞作者
除了《离骚》《涉江》和《唐勒赋》外,还有一批《楚辞》类作品也值得一说,那就是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中的《凡物流形》《李颂》《兰赋》《有皇将起》和《鹠鷅》五篇。这五篇作品均不见于今本《楚辞》,整理者曹锦炎先生认为这五篇辞赋的体裁与句式;均比今本更加原始,早于屈原所在的时代,对楚辞研究和中国文学史、先秦学术史、先秦思想史的研究,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凡物流形》有甲、乙两个版本,第一部分主要涉及的是自然万物的形成,人的生死由来等方面的内容,第二部分主要涉及的是圣人之能和人才选拔,主要强调“识貌”的重要意义。全篇有问无答,体裁性质与屈原《天问》较为相似。
《李颂》以李树为歌颂对象,将普通人家的李树比官府园林的桐树对比,桐树崇高怡然,李树则被冷落排挤。不过,李树却能始终坚贞不二,不随世俗。这自然是寄托作者自身的情感,屈原也有歌颂橘树的《橘颂》一篇,与作者的创作思想可谓异曲同工。
《兰赋》同样是托物咏志,以兰花的高洁来抒发作者个人的情感与志向,认为兰花花瓣凋落仍不失芬芳,虽然遭到近处的诋毁却能够享有四方的赞誉。兰花从先秦开始就有花之君子的象征,《荀子》就说“芷兰生于深林,非以无人而不芳”,屈原也多次提到兰花。
《有皇将起》的作者是楚国一位教育贵族子弟的老师,他一方面对学生寄予关怀,另一方面又愤慨小人诋毁其教育的动机;而屈原曾经担任的三闾大夫,也正是掌管屈、昭、景三大家族的教育,可以发现其与屈原又有相似之处。
《鹠鹝》讲述的是“鹠鹝”这种鸟,“鹠鹝”一作“流离”,也就是“枭”,即猫头鹰,古人将其视为恶鸟。《诗经·邶风·旄丘》就说“流离”小时美貌而长大丑恶,比喻卫国大臣始有小善,但终无成功;《鹠鹝》作者则斥责鹠鹝贪图富贵、不劳而获。总之都是在以物喻人。
遗憾的是,以上五篇《楚辞》类作品,作者是何许人却不得而知。如果这五篇作品创作的确均在屈原之前,那似乎可以说屈原并非是《楚辞》体的开创者。当然,屈原仍然是辞赋史上空前绝后的伟大创作者,他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是无可撼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