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档案•云南省全国劳模口述历史丨澄江化石群发现者侯先光：揭开5.18亿年前寒武纪生命大爆发面纱

　　劳动模范是民族的精英、人民的楷模，是共和国的功臣。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中，云南省广大职工和劳动群众与祖国同成长、与时代齐奋进，各行各业先后涌现出大量先进模范人物。追寻劳模的光辉足迹，以“影像记录+口述历史+档案征集”方式，记录、留存、宣传劳模们在云南经济社会建设中奋勇当先、顽强拼搏的人生历程，让劳模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档案·云南省全国劳模口述历史》微视频自4月26日起，每周一至两期陆续推出，以劳模精神为引领，激励广大群众争做新时代奋斗者。

由云南省总工会云南省档案局

联合出品

《红色档案·云南省全国劳模口述历史》微视频

今天推出第四十九集

　　甘于孤寂，经住考验，习于冷，志成冰。1984年7月1日，他登上云南玉溪市澄江县境内的帽天山，在不知敲开了多少块石头后，忽然，一枚栩栩如生的纳罗虫化石出现，至此，生物界5.18亿年前寒武纪生命大爆发的秘密呈现在世人面前。这次发现，改写了世界生物史，也为我国古生物研究赶超世界水平作出了重要贡献。

1984年发现的第一枚软躯体化石纳罗虫

　　怀揣信念来到云南研究化石

　　1977年，侯先光从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在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毕业后，他在该所第三研究室从事研究工作。1984年，因研究需要又一次来到云南。“其实在1980年，为了我的硕士论文，我就到过云南，在云南呆了半个月。”但这一次的野外工作与1980年相比，他在心态上有非常大的变化。“这是我在人生道路上、在职业生涯上第一次野外工作。”所采集的化石的质量，决定了他今后的研究生涯。为此，他事先做了详细的计划，澄江东山地区也是他的目的地之一。

1984年6月20日侯先光从澄江县城搬到大坡头村

　　“我们就是到地方采化石，通俗地讲就是挖石头。”侯先光说道，哪里有化石？有什么化石？石头出露情况如何？这些问题都必须通过细致的调查才能知道。“一般要花两三天甚至三四天的时间，一跑就是几十里路。一早背着午饭、一杯水就出发了，一直到很晚才回来。”

侯先光在澄江帽天山剖面的工作照

　　最后他选择在靠抚仙湖的洪家冲剖面开展工作。为了尽快发现更有价值的、保存完好的化石，他工作非常专注。“挥榔头的手非常快。石头也不是很容易劈开的，有些石头砸了5、6锤也劈不开，有的就一榔头劈开了。劈开同时，我就马上盯着这个石头有没有化石，没有化石随手就扔掉了。”一连4天收获甚微，让他倍感失落。

　　当夜，侯先光辗转反侧，几乎彻夜未眠，决定重新选择一个地点开展工作——帽天山。

1984年的澄江帽天山

　　为世界撩开寒武纪的神秘面纱

　　1984年7月1日，他冒雨来到帽天山，重振心情继续工作。“我就闷着头敲化石，到吃中饭时间嘛，我和同来的农民工吃各自带来的饭，就在山上一般20分钟就吃完，喝水，然后就继续干”。大约下午3时，在不停的劈石中，侯先光突然发现了一枚呈半圆形的化石，他立刻意识到这是以前从未在该地层内发现过的化石。在此后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里，他又发现了两类以前从未见过的新型化石，这让他压抑多天的心情顿时转晴。于是他加快了劈石速度，忽然一枚栩栩如生的标本暴露在湿漉漉的岩石面上，他定睛一看，这枚标本4-5厘米长，动物向前摆动的腿肢对称地分布在背甲之下，潮湿而细腻的泥岩层就如水底。这枚完整的保存软体附肢栩栩如生化石的突然显现，使侯先光万分惊愕。澄江，作为东亚、乃至澳洲地区寒武纪早期地层对比的标准地层，有着八十余年的研究历史，已经被中国地质学界认为是中国研究最为详细、最为清楚的地层，没想到竟还能在这段地层内发现如此栩栩如生的化石。他立即认识到，这一发现将是中国古生物学界开天辟地的重大发现！

1984年发现的第一枚软躯体化石纳罗虫

　　寒武纪发生的“生命大爆发”的猜想在古生物学界几乎是共识，可惜之前一直没找到充足物证。澄江化石群被发现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样评价：“澄江化石地的岩石和化石展示了非凡的、保存精美的生命演化记录，是距今5.18亿年前寒武纪早期地球上生命的快速辐射演化的见证。几乎所有后生动物门类都起源于这一短暂的地质历史时期。澄江化石地众多的地质证据代表了化石保存的最高质量，展示了寒武纪早期海洋生物群落完整的记录。澄江化石地是最早的复杂海洋生态系统的记录之一，更是一个深入认知寒武纪早期群落结构的独特窗口。”

1984年7月1日下午发现的林乔利虫标本

1984年7月1日下午发现的腮虾虫标本

　　“澄江化石群必然是我发现”

　　“我认为如果我不发现澄江化石群，我都不知道将来还有谁能发现。”回想当初到澄江采化石的经历，侯先光认为正是自己吃苦耐劳的职业精神、细心细致的工作态度让他最终有机会发现澄江化石群。

　　侯先光出生于苏北一个普通的农村，随父亲工作调动举家搬到徐州。长大后，他来到了江苏生产建设兵团第四师独立六营，在那里没日没夜地干农活。即便吃饭都成问题，他仍然刻苦工作和学习，在兵团表现优秀，年年获得“五好战士”称号，深受兵团领导信任。侯先光认为，那4年艰苦的生活培养了他在艰苦条件下的忍耐力，形成了吃得了苦、耐得住寂寞的坚毅品格。这对他后来的研究生涯，乃至整个人生都有非常大的帮助。

侯先光在澄江帽天山剖面的工作照

1986年8月，侯先光与驻大坡头村地质队的合影。（右一为侯先光）

　　从艰辛的野外工作和研究工作，到发现澄江化石，一路走来，筚路蓝缕，他一直都是开辟者。“各个国家的国际古生物学有成千上万的科学家，那么多人从事这方面的野外工作。20世纪最惊人的发现竟然来自于我这样一个非常普通的、最基层的科研工作者。”他也多次问自己一个问题——澄江地区化石的研究历史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到1984年已经过去了80多年。“80多年，为什么澄江化石群的发现者是自己而不是别人？”他想，如果不是他从心底想做出点成绩的人生抱负，以及从年轻时代养成的吃苦耐劳、甘于寂寞的品格，发现澄江化石群的绝对不会是他。

　　在古生物研究道路上不断前行

　　1997年8月，在瑞典获得博士学位的侯先光放弃舒适的物质生活，回到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工作。作为二级课题负责人，承担国家攀登项目课题，与其他地质古生物学家对澄江化石群进行了多次大规模发掘。

　　2000年他被引入到云南大学，开始了古生物学科的建设，组建云南省云南大学澄江动物群研究中心和云南省古生物研究重点实验室，云南的古生物研究特别是澄江化石的研究也随之进入了重要发展阶段。2017年10月，“云南重大生物演化事件及古环境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获教育部批准，至此，云南的古生物研究在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国际化上又迈出了一步。

澄江化石群发现者侯先光孙洪国张国雄张众摄

　　作为澄江化石群的发现者，侯先光进行了全面、系统研究，发表了该化石群中的动物多数新物种，并把这些发现提高到科学理论的认识水平。在《Nature》《Science》等杂志发表有关文章100余篇，出版英文专著4部、中文专著1部，发表的研究专著被外国专家在《Nature》《Science》等十多家国际刊物上发表书评，使澄江化石群在国际上产生了重大影响。侯先光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二等奖，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中国科学院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首届兴滇人才奖等奖项和称号，“对我来讲，这个历程也是非常艰辛的。所以能获得这些荣誉称号，是对我这个工作的一个肯定，心里也非常高兴非常激动。”他说，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带动学科更好发展，为云南大学作出有益的贡献，这些都是他应该去做的。

　　此外，侯先光配合玉溪市委、市政府积极加入“澄江化石地”的申遗工作，2012年7月1日，侯先光发现澄江化石群28年后的同一天，澄江化石地申遗成功，正式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从此，我国有了第一个化石类的世界自然遗产。

　　2022年5月18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来到云南大学，在考察学校古生物研究成果时，他说认识过去有利于把握现在、探索未来。溯源追本，科学研究才能站得高走得远。

　　热爱便不会感到艰苦

　　虽然把自己的工作称为“敲石头、找化石”，但侯先光从未觉得日复一日地从事这项研究是枯燥的。“我每天都抱着希望去发现重要的化石，所以每天工作都非常紧张、非常累，也每天都精神焕发地投入工作中。”

　　每一块化石都要通过自己的手劈出来，“蹲在那里，膝盖蹲一会儿就像针刺。跪在那里，腰也疼。坐在那里，膝盖不疼了，但是腰针刺地痛。所以得不断地变化姿势，几分钟就变化一次，蹲、跪、坐。”

　　现在想来，那段经历确实艰苦，但侯先光并不这样认为。“如果你的职业就是这样，你有非常高的期望和兴趣，就不会感觉艰苦，我做了我该做的。”

侯先光在进行化石标本修复工作孙洪国张国雄张众摄

　　基于这样的经历，他十分注重学生野外工作能力的锻炼，“现在学生都有一定的现成标本。读我的研究生，我为了培养、锻炼他们野外工作吃苦耐劳的能力，第一年把他们派到野外去，做一个阶段的野外工作，让他们学习野外工作的知识，后面再安排他们从事室内研究工作。”此外他还十分关注学生心性的培养，希望年轻的科研工作者要“奋发图强，戒骄戒躁”，科研工作的过程中肯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各式各样的问题，所以要有很好的心理素质。“遇到困难不要气馁，不要忘记原来的目标和方向。做出一定成绩的时候，也不要太得意忘形。”

　　科学路上从不平坦，只有勇者不畏崎岖。正是在侯先光这样的精神指引下，年轻学子队伍才能不断扩大，一代又一代人不断地掘进生命的终极秘密，为我们打开窥探远古世界和浩瀚生命的孔洞。